黄帝陵

　　黄帝文化是以炎黄时代和黄帝传说为背景，以祭祀、纪念黄帝典礼为核心内容，是经过悠远的历史流传、聚合过程而积淀下来的文化现象和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保存至今的一笔特有的精神财富。
　　黄帝文化的形成是以对黄帝其人其事的传说记录、整理且传播开来为前提的。据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而言，有关炎帝、黄帝、蚩尤的传说，最早见之于可能是西周作品的《逸周书·尝麦解》(依李学勤先生意见)，此后，又见之于春秋战国时代成书的《左传》(有：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十八年、昭公十七年等)、《国语》(有：鲁语上、晋语四等)以及《山海经》《管子》《庄子》等书中。另外，东周各国《史记》，如“魏《纪年》起自黄帝”②，以及现存辑佚的《世本》也都记载了黄帝的事迹。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徐中舒、丁山两位先生先后提出《陈侯因资敦》上“高祖黄帝”铭文的识读，更能考知战国时代黄帝传说在齐国的流传，从而确立黄帝在中国古史系统中的地位。还有《大戴礼记》中的《帝系》和《五帝德》(可能是战国时代出现的本子)都记录了以黄帝为始的古史系统。直到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把黄帝列为首位，肯定了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正如徐中舒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司马迁整理的系统是有相当根据的。”③如再从考古资料的发现情况来分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黄帝、炎帝、蚩尤部落活动的地区，在其地下有丰厚的聚落遗存，考古界把这些遗存、遗物命名为仰韶文化，且能从纵横两方面划分其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显然这些遗迹和遗物，恰好提供炎黄时代部族活动留下的实证。正因为有这些丰厚的文化积淀为基础，才使黄帝文化得以孕育和形成。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黄帝文化表现出强劲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在此基础产生出民族寻根的趋同和文化的认同。我们先从空间范围来环顾历史上黄帝文化的波及面，它是由黄帝部落及支系繁衍、聚合、流变，将其足迹散布到力所能及之处的，同时，伴随着黄帝文化的延伸，其范围之广，正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东至于海，登丸山(今山东临朐)，及岱宗(今泰山)，西至于空桐(今甘肃平凉)，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今湖南)。北逐荤粥(匈奴)合符釜山(河北北部)，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也就是说，东起山东，西到甘肃，北达河北，南到湖南广阔的区域内，都可能有过黄帝部落及其支系活动的留痕，都受到黄帝文化的波浸和滋润。
　　据有关资料证实，在全国许多省区都有有关黄帝的传说及留有祭祀黄帝的祠庙遗存。其中最多的省份是山西(新绛、曲沃、高平、阳城、汾阳、阳曲、洪洞、襄陵等)，其次是陕西(黄陵、西安、潼关、城固等)、甘肃(庆阳、成县、正宁、合水等)、河南(新郑、灵宝铸鼎原、新密、宜阳、新安等)、河北(平谷、涿鹿、易县、曲阳等)。此外，浙江缙云仙都、安徽黄山、四川新津、安县等地也都建有黄帝祠庙。虽然它们都不是先秦时代的遗存，而是汉代特别是唐宋以来甚至是清代的遗迹，但它总能反映统治者及其民众对黄帝文化的敬畏之心。
　　再从时间上来审视，中华民族尊奉黄帝的祭祀时代非常久远，其最早的祭祀活动见之于《国语·鲁语上》云：“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有虞氏和夏后氏都把黄帝、颛顼奉为先祖而祭祀，而且对黄帝则举行更为隆重的“禘”祭。汉代以来历朝历代时断时续对黄帝举行国家祭典或民间祭祀。尤其在政权变动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有些统治者特意到黄帝庙祠去祭拜黄帝，如王莽“新”政权以及北魏拓跋氏政权，以及后来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和满族入关后建立的清政权等，都举行过祭拜黄帝大典。其目的是证实他们建立新政权的合法性。他们祭祀黄帝，可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称自己是黄帝的后裔，尊黄帝为始祖。二是尊黄帝为天帝，给黄帝披上神灵的光环。三是尊黄帝为古代帝王，确立为“五帝”之首。不管是以哪一种名义，通过年复一年祭拜黄帝的活动，在潜移默化的交融过程中，统治者们都接受了这样一种事实，即黄帝文化的核心地位无法动摇。这不能不承认，是由于黄帝文化具有强劲辐射力和凝聚力所产生的效应。
　　黄帝文化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它的开创性，它为创造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奠定了高水平的基础。我们可以将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民间传说结合在一起加以互证，不难发现黄帝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包含的创造精神，将永远鼓舞中华儿女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不断开拓进取。
　　依据传说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代已进入耜耕阶段，懂得“艺五种”，作弓矢，开始驯养家畜，发明车船，并学会打井和养蚕缫丝、制作冠冕衣裳鞋履、还构建了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这些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成就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以及长江流域的同期遗址都得到了证实。如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多处水井，证实了“黄帝穿井”的传说。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了半个蚕茧化石，证实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
　　依据传说文献记载分析，黄帝时代还开启了制度文明的先声。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创建了邦盟体制。设“官”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④。《国语·鲁语上》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即按民众等级拥有财产，从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一时期所发现的聚落、都邑、城堡、墓葬群等遗址正是黄帝创造的制度文明的“物化”表征。它的意义在于《白虎通》所说的“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
　　依据传说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代还发明了文字，制定出历法和甲子，还有绘画、音乐、舞蹈等精神文明的创作。这些成就同样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遗址中得到证实。如半坡、莒县、陵阳河到邹平丁公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绘有许多陶文，其中有的陶文与殷墟甲骨文字形相仿。此外，还发现了一些艺术品，如陶器上的绘画和乐器等。
　　以上这些文明的创造都体现了黄帝文化的闪光点，正因为它们具有强劲的辐射力和凝聚力，才能得到中华各族儿女在文化上的认同；正因为它们具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所以才成为中华儿女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对黄帝文化在不同时期会赋予不同的新内容，但是它的内核是不会变的，它具有永恒价值。
　　【注释】
　　①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黄帝陵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②《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和峤云。
　　③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第16页。
　　④《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黄帝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朱恪孝，谢阳举主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01